主要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改革动向
世界主要国家高教改革动向研究课题组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全球竞争日趋激烈。为应对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带来的转型挑战，破解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错配、人口结构变化与财政压力等多重难题，美、德、日、韩、法等国纷纷启动高等教育系统性改革。改革以国家意志为核心引领，将高等教育发展深度嵌入国家科技战略与产业布局，通过强化国家统筹、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跨界跨学科融合、加大STEM人才培养、提升国际化质量，破解人才供需错配等多重难题，推动高校深度融入国家创新体系，为国家科技实力与综合竞争力注入持久动力。
一 主要发达国家改革动向
面对多重挑战，主要发达国家立足国家战略全局，以国家意志统筹高等教育改革，将其深度融入国家安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布局，从战略目标、组织领导、实施举措等维度系统发力，推动大学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支撑，为提升综合竞争力注入持久动力。
（一）战略目标上，锚定国家主权与安全，将高等教育改革深度融入国家利益布局
一是将高等教育改革的战略支点指向国家安全、技术主权、关键领域自主可控等核心诉求。德国的《高科技议程》明确将高等教育重新定义为“实现国家技术主权、增强经济竞争力以及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战略载体”；美国依托《芯片和科学法》整合高校与国家实验室资源，聚焦半导体、量子信息等领域，以教育科研协同保障技术安全。英国的《投资2035：英国现代工业战略》将国防、清洁能源等纳入高校学科对齐重点，通过产教融合强化国家安全相关领域人才供给；“法国 2030”（France 2030）计划重点支持先进半导体、关键自主科技等方向，以高等教育与科研协同夯实国家技术主权。韩国政府提出2027年实现“AI全球前三强国家”（AIG3）的战略目标，倾力建设“世界领先的数字教育强国”，以全面拥抱第四次工业革命，重塑国家技术主权。瑞典发布《国家人工智能战略》将人工智能定位为推动经济增长、提升社会福祉和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技术，提出将瑞典建设成为在负责任前提下引领人工智能发展与应用的全球领先国家。新加坡通过《研究、创新与企业2030计划》（RIE2030），投入370亿新币（约285亿美元），将研究、创新与企业投入提升为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核心杠杆，巩固新加坡作为全球先进制造、贸易与连接节点的战略价值。
二是锚定国家科技创新需求，以高等教育改革赋能创新驱动发展。美国依托“区域创新发动机”计划，支持高校围绕半导体、清洁能源等领域开展应用型研究与技术转化，密歇根大学、西北大学成立国家实验室办公室，统筹资源推进高校与国家实验室协同攻关。德国新一轮“卓越战略”（2026—2033）构建以人工智能为枢纽的跨学科研究网络，将多学科合作与校外机构参与设置为资助的必要条件，催生覆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与人文社科的协作网络，直接服务国家《高科技议程》中的关键技术研发需求。英国工党政府发表白皮书《投资2035：英国现代工业战略》，强调数字化与商业化，进一步推动大学从象牙塔向经济引擎转型。瑞士联邦政府在《高等教育协调与资金法》框架下，持续强化高校数字化制度性投入，将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列为《教育、研究与创新领域政策（2025—2028）》优先议程并通过《数字瑞士战略》推动高校深度参与关键领域创新。法国以系统布局人工智能领域的教育发展、学术研究和技术转化来推动落实《国家人工智能战略》。法国政府推出国家中长期投资与创新战略计划“法国2030”，覆盖科研、产业创新、教育与人才培养等多个领域，通过设立任务导向的战略研究项目，衔接科研与产业。新加坡的《研究、创新与企业2030计划》集中资源布局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领域，由公立大学牵头建设重点科研平台，联合国际科技企业设立“企业实验室”，实现高教科研与产业创新无缝衔接。
（二）组织领导上，更加注重国家主导，加强国家规划，体现国家意志
一是采取政府主导的方式推进系统性改革。美国“创世计划”（Genesis Mission）效仿“曼哈顿计划”，以能源部为核心整合国家实验室、顶尖高校与科技巨头，构建跨领域协同攻关体系，标志着美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已全面升维至国家主导的战略博弈。德国政府于2025年4月完成行政重组，将原联邦教育与研究部（BMBF）中的科研职能独立，设立联邦研究、技术与航天部（BMFTR），标志着德国国家科技治理体系向战略协同与资源整合方向转型。日本于2025年8月发布《国立大学机能强化改革方针》，首次将国立大学的使命、治理、资金、支持体系整合到统一的政策框架中，提出“举全政府之力探讨大学支持对策”的主张。韩国“全球本土化大学30”计划是为应对地方发展危机、促进高等教育与区域协同而推出的国家级战略项目，旨在促使多所地方大学启动或完成合并，以整合资源、提升竞争力，打造30所既具有国际竞争力、又深度融入地方发展的高水平大学，呈现鲜明的“举国体制”特征。瑞士联邦委员会发布《联邦与各州层面关于教育的合作（2025—2028）》，将数字化界定为一项需要跨层级协同行动的“前瞻性任务”，要求各州统一能力框架，即在高等教育阶段明确需系统传授的数字化核心能力，重点涵盖数据管理能力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技能。
二是将高校科研深度嵌入国家重大科技计划。美国部分大学（密歇根大学和西北大学）设立国家实验室办公室，加强大学与国家实验室在国家优先领域的合作，并鼓励利用同国家实验室的合作吸引外部资金，通过联合聘任、联合培养等举措加强大学和国家实验室之间的人才交流。德国新一轮“卓越战略”的选拔标准进一步响应国家《高科技议程》，强制要求跨学科合作与校外机构参与。新加坡政府在《研究、创新与企业2030计划》框架下，集中资源布局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绿色计算等关键领域，由公立大学牵头建设重点科研平台，并引导国际科技企业以“企业实验室”“联合研究枢纽”等形式，与高校体系深度协同。
三是国家对高校事务的干预进一步加强，覆盖治理结构、资源配置、学科布局等关键领域。美国联邦政府以国家安全、意识形态的名义增加对高校各类事务的审查和限制，缩减或冻结联邦科研经费、取消高校免税非营利性组织地位等手段，成为特朗普政府干预大学事务的新工具。《高等教育学术卓越协议》就特别体现了联邦政府借助行政和财政手段约束高等教育机构的意图，使大学办学与国家意志保持高度一致。未来不排除特朗普政府通过规制认证机构的方式来进一步加强对高校的问责和干预。芬兰教育与文化部在《教育政策报告》中明确提出，博士教育应被视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基础设施”，而非单纯的大学自治事务，这表明博士培养的政策属性从“学术支持型”升级为“国家能力建设型”。韩国通过“区域创新体系与教育重构”（RISE）体系将大学行政与财政权限实质性移交地方政府，要求高校接受“地域定居就业增加率”“区域经济影响力”等量化考核，倒逼高校服务区域发展，同时以立法形式允许企业独立授予博士学位，打破高校对学位授予权的垄断，重构人才培养体系。日本发布《国立大学机能强化改革方针》，打破单一部门视角，要求各省厅协同支持大学发展，推动高等教育从“碎片化调整”转向“系统性重构”。
四是国际化合作目标深度调整，旨在吸引高端人才。德国新《技术移民法》第二阶段于2024年3月生效，标志德国技术移民政策进一步放宽和优化。德国还推出“千人+计划”（1000-Köpfe-Plus），整合强化德国洪堡基金会、德国科学基金会和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的旗舰项目，以吸引全球科研英才。英国2025年设立“全球人才基金”，计划2025—2026财年启动为期5年的“全球人才计划”，旨在引进国际科研人才。日本文部科学省实施“超级全球大学创成支援事业”（SGU），扩大国际学生招生规模，提高外籍教师比例，在欧美、亚洲等重点地区拓展联合培养和科研合作网络，通过国际化政策工具进一步提升高校全球竞争力。韩国力图成为“全球十大留学强国”，实现留学生数量从2023年16万人增至2027年30万人的目标。荷兰在《平衡国际化法案》中提出适度限制以“留学体验”为主要目的、留荷意向较低的国际学生规模，倒逼高校开设更具竞争力和战略意义的英文课程，吸引真正的高精尖人才。芬兰通过《芬兰教育政策报告》和《人才促进计划》将国际学生和国际科研人员明确界定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人力资本储备，政策目标从“促进文化理解”转向“服务经济增长、就业和技术创新”。同时，芬兰将高校纳入地方政府移民融入体系，使大学不再只是“招生主体”，而成为国家移民政策的前端执行节点。瑞典通过《完善面向研究人员和学生的移民法规》《研究与创新法》建立多部门协同平台，构建更加系统和友好的移民监管法律框架，为外国研究人员和博士生入境及在瑞典的长期居留提供便利。新加坡实施“科学家回国”及“杰出访问人员”计划，吸引海外新加坡籍高层次人才回流参与本土团队建设。“回流+传帮带+本土接续”的制度安排，逐步提升关键领域人才结构的自主可控程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结构变化对科研体系稳定性的冲击。
（三）核心举措上，更加聚焦跨界跨学科深度融合，以融合创新破除壁垒促进发展
一是破除产学、校企、区域等壁垒，跨界融合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英国研究与创新署设立“博士培养中心”，强化跨学科研究与工业界联合的优势，博士生不仅需要在高校、科研院所、实验室工作，还需在企业完成至少3个月的实习。法国持续强化“企业—公共研究联合培养博士”（以下简称CIFRE）机制，以国家补贴制度化推动企业与实验室联合培养博士，每年CIFRE联合培养项目名额提升至约2150个。澳大利亚大力推行“国家产业博士项目”，旨在打破学术界与产业界的壁垒，实现研究生教育从学术导向向产业导向的转型。芬兰实行企业博士项目，在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精准医学、循环材料等15个重点领域设置1000个全职博士研究岗位，博士生从“受资助学生”转变为“受雇科研人员”。韩国颁布《尖端产业人才革新特别法》，打破高等教育机构对学位授予权的长期垄断，将企业内部培训机构升格为国家认可的正规高等教育机构，通过立法允许乐金(LG)等领军企业独立授予博士学位，构建起高校教育与企业教育双轨并行的国家人才培养新体系。新加坡国立大学等高校大力发展工程博士（EngD）项目，由企业资助并深度参与培养过程，学生在攻读博士期间即作为企业雇员参与真实研发任务，实现学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紧密衔接。
二是打破学科专业壁垒，加强跨学科交叉研究，培养复合交叉型人才。德国新一轮“卓越战略”（2026—2033）构建以人工智能为枢纽、跨学科协同的研究网络，将多学科合作与校外机构参与设为资助必要条件，催生涵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复杂协作网络。韩国教育部强力推行制度化大学“不分专业入学”，将“不分专业招生”比例与财政补助挂钩。首尔大学、延世大学、高丽大学等均已扩大或新设“未定专业”学部。韩国以“全球本土化大学30计划”重构课程体系，要求入选大学从以院系为中心转向以“项目、学生和社会需求”为中心的融合模式，大力推动项目式“融合课程”。新加坡推行“文艺复兴工程”等T型人才培养计划，整合工程、计算与社会科学等学科，破除传统学科藩篱。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气候计划设置长短结合、兴趣导向的项目机制鼓励跨部门、跨领域协作。耶鲁大学为本科生开设“多学科证书项目”，允许学生在主修专业之外，通过模块化课程组合获得特定领域的技能认证。英国伦敦大学学院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推出多个跨学科本科专业，涵盖计算机科学、艺术与技术、商业与健康等领域。
三是大力补齐STEM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短板。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于2024年底发布五年规划《联邦战略计划：推进STEM教育和STEM人才培养》，提出建立跨部门、跨机构和多行业的伙伴体系来合作培养STEM人才。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在校生占比持续上升，2025—2026年冬季学期人数达111.29万人，重点培养工程实践型 STEM 人才，34%的高学历人群拥有STEM学位，为产业升级提供坚实储备。法国通过《研究规划法》保障科研经费的长期稳定增长，为STEM研究提供稳定支持，增强STEM科研职业的吸引力。瑞典2025年制定《国家STEM战略》，加大对STEM等关键领域的投入。英国政府持续加大对STEM领域的政策倾斜，强调其在国家经济和创新战略中的核心地位。2021年以来，英国政府削减对艺术、人文和传媒类学科的经费，将更多拨款投向医学、工程等优先领域。
四是对齐未来新兴技术与产业发展需求，重构高校学科与科研发展方向。德国的《新一轮“卓越战略”》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核心战略领域与前沿方向。英国的《投资2035：英国现代工业战略》白皮书强调大学的学科设置要与先进制造业、创意产业、清洁能源、国防、数字科技、金融服务、生命科学、专业与商业服务等八大核心领域对齐，在高等教育科研经费、课程设计、产教融合评价等方面改革创新。法国政府在“法国2030”框架下重点投入支持15个战略研究项目，由高教与科研部牵头、与法国国家科研机构共同设计与实施。支持的方向覆盖健康与精准医疗、生态与低碳农业、能量转型与能源技术、关键自主科技（如先进半导体、AI 加速器、数字双胞胎）等未来产业与公共议题。瑞典2024年的《研究与创新法》聚焦健康、生命科学与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八大领域开设“突破性技术卓越集群”计划，以立法形式对科研方向进行分类布局。瑞士联邦委员会在《2025—2028年教育、研究和创新促进公报》与《瑞士数字化转型所面临的挑战》中明确提出，持续加强数据科学、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关键领域的基础研究。
五是加速知识技术转化，赋能区域创新发展。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商务部在《芯片和科学法》支持下，分别通过促进区域创新发展的旗舰型计划“区域创新发动机”和“区域技术与创新枢纽”，确立区域大学为创新主导，对接特色产业，支持大学开展与区域产业升级、劳动力技能提升等相关的应用型研究，以及技术研发、研究转化、技能人才培养等活动。日本文部科学省2025年发布《国立大学机能强化改革方针》，将促进区域社会振兴确立为国立大学的三大核心使命之一，旨在通过高等教育重塑地方竞争力。韩国政府于2023年推出“全球本土化大学30计划”，旨在未来十年内打造30所能够深度融合地方产业、引领技术创新并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特色大学。2025年全面启动“区域创新体系与教育重构”计划，构建由中央、17个广域自治体与大学共同参与决策和实施的协同治理体系，明确将大学定位为“区域创新的核心引擎”。瑞士通过“旗舰倡议资助计划”，建立面向国家重大挑战的大规模、长期化创新资助体系，聚焦关键领域实现资源集中配置。
六是打破制度壁垒，推动形成更加契合产业需求的技能型人才成长路径。英国于2024年成立英格兰技能机构，将从业人员技能提升作为促进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英国政府于2025年废止1999年提出的“至少让50%年轻人上大学”的目标，转而确立“让三分之二的年轻人上大学或参与‘黄金标准学徒制’”的新政策目标。此举标志着英国高等教育战略的重大调整，从单纯追求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转向学历教育与职业技能培养并重的多元发展模式。澳大利亚设立高等教育委员会（ATEC），承担高等教育体系的系统整合职能，打破了职业教育与培训（VET）和高等教育之间长期存在的制度壁垒。荷兰通过“贝多芬项目”，针对单一战略产业进行“全链条分类培养”。即联合中等职业学校、应用科技大学、研究型大学，分层次、模块化定制人才解决方案，并通过“智慧港学院”平台整合终身学习路径，进行跨教育层次分类协同培养。
七是重构人文社会科学在科技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强化与技术创新协同适配。英国的《投资2035：英国现代工业战略》及研究与创新署（UKRI）2022—2027战略，明确将哲学社会科学（即SHAPE学科：社会科学、人文与艺术等）整合进“全球性复杂挑战”解决框架，要求其深度参与人工智能治理、绿色转型、数字伦理等科技领域的规则制定。德国新一轮“卓越战略”（2026—2033）明确将“多学科合作”设为科研资助的必要条件，人文社科在跨学科网络中承担“概念桥梁”与“伦理把关”的角色。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于2025年2月发布报告提出以“综合性知识” （即超越单一学科边界，通过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与实践知识的交叉融合，以问题为导向统合不同知识形态）应对复杂社会问题的新理念，旨在推动高校通过文理融合课程、跨学科研究平台和社会协同项目，重塑人才培养目标和科研组织方式。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开设“数字人文”专业，通过技术工具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同步强化技术应用的伦理反思。瑞士重视数字人文学科发展，通过整合计算机科学、统计学、人工智能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推动跨学科研究与教学协同发展，在运用数字建模、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等技术的同时，系统关注数据伦理、透明性与使用风险问题，从而在制度层面实现技术创新与规范治理的协同推进。
二 主要发达国家改革动因
国家高等教育改革是内外部多重因素叠加驱动的战略选择。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国家博弈与科技竞争驱动
在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地缘政治变局，以及国际竞争加剧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正从追求规模扩张转向强调“战略安全”与“精准获益”，重塑和提升国家科技竞争力成为各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战略诉求。芬兰、法国等国家正经历从传统经济向高科技与绿色经济的转型，明确将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命科学等领域的人才供给能力视为国家未来增长的关键，力图在全球知识生产版图中抢占或巩固一席之地。日本面临在全球知识生产体系中相对地位下降的压力，其前沿突破性研究、高被引科学家数量等指标与中美两国的差距扩大，激发了其改革紧迫感。
（二）技术革命与知识转型倒逼
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成为重塑高等教育的重要推动力量。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不仅改变了知识生产与传播的范式，更对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提出了革命性要求。各国普遍认识到，必须系统性将数字素养、人工智能应用与批判性思维融入教学全过程，以培养学生适应未来社会的能力。瑞士联邦委员会强调，高校需在教学过程中主动引入新技术与新型学习形态，通过个性化学习设计、数字工具训练与新型教学组织方式，帮助学生形成适应技术变革社会的能力结构。日本等国的案例也表明，若国家信息通信技术和数字技术领域整体投资与应用不足，将进一步加剧高等教育与产业前沿的疏离。
（三）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及产业需求错配
多国经济正从“制造”向“创新”转型，但高等教育的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存在错配。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学习者多样化需求得不到满足，构成了改革的直接动因。例如，德国高等教育虽在基础研究领域保持卓越，但科研成果向产业竞争力转化的效率明显不足。特别是关键技术供应链存在明显外部依赖，在AI芯片、云计算平台等核心组件上严重受制于非欧洲供应商。面对绿色转型与数字化变革，高等教育学科设置与产业需求之间出现结构性脱节。人工智能伦理、数据科学、循环经济等新兴交叉学科的课程建设与师资储备滞后于技术发展；工程实践型人才培养不足，半导体工艺、电池制造、生物医药产业化等领域的高素质技术人才短缺。高校正在面临课程体系重构、新型教学模式开发、组织架构调整以及数字技能教学方法创新等系统挑战。
（四）人口形势剧变与财政压力挑战
主要发达国家人口形势变化引发一系列危机。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少子化、老龄化发展趋势造成学龄人口断崖式下跌，使高等教育从“卖方市场”急转为“买方市场”，导致大批高校面临严重的生源与财政危机，倒逼政府主导改革，推动机构合并与精简。芬兰、瑞士等国家也面临人口规模持续缩减与高技能劳动力短缺的现实压力，促使高等教育政策从“普惠”逻辑转向“效率”与“精准”逻辑，更加注重培养和吸引高端人力资源。同时，经费紧缩挑战卓越与公平的平衡。在经济增长放缓与财政压力增大的背景下，一些发达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科研与高等教育公共经费削减或增长乏力的情况，使得高校必须在资源约束下，优先将资金配置于与国家战略紧密相关的重点领域，加剧了学科间、机构间的资源竞争。
三 对我国的启示
借鉴主要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改革经验，为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破解发展难题，提出以下建议。
（一）战略锚定，强化高水平大学国家创新体系支点作用
发达国家普遍将高等教育改革嵌入国家战略全局，通过国家意志引领高校聚焦关键领域。我国部分大学仍然存在战略定位模糊、与国家需求衔接松散等问题，未能充分发挥头部高校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作用。建议建立国家战略需求动态对接机制，由教育部联合科技部、工信部等部门定期发布战略领域清单，引导高水平大学聚焦半导体、生物医药、碳中和等关键领域凝炼攻关方向，避免学科布局同质化。构建战略贡献导向的资源配置模式，将国家重大项目参与度、关键技术突破成果、战略人才培养质量等纳入核心评价指标，对服务国家战略成效显著的高校给予专项经费倾斜与政策支持。打造跨校战略协作生态，按产业链、创新链组建全国性研究联合体，集中力量开展技术攻关，让高校成为国家战略实施的重要引擎。
（二）分类破局，构建差异化学科布局发展体系
推动高校分类发展、特色突围，避免同质化竞争成为主要发达国家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和资源约束的通用做法。为此，建议构建分类差异化的学科布局体系，让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校各展所长。综合性研究型高校应聚焦前沿交叉领域，围绕量子科技、脑科学、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打破院系壁垒设立跨学科研究中心，推动文理、理工深度融合，打造引领全球的学术高峰。行业性特色型高校应紧扣产业需求，对接区域支柱产业与新兴产业，加大科研资助与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培养产业急需的复合型技术人才。地方高校应立足区域发展需求，聚焦乡村振兴、生态保护、区域文化传承等领域，强化与地方政府、企业的协同合作，成为区域创新发展的动力源。建立学科动态调整机制，对同质化严重、缺乏竞争力的学科实行末位淘汰，为特色学科、新兴学科发展腾出空间。
（三）机制革新，激活学科交叉融合的创新动能
建议推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设立学科交叉中心，配套建立交叉学位、交叉导师组等制度。围绕人工智能、生命健康、先进制造、碳中和等方向，实行跨学院编制、跨学科预算、跨平台共享，形成稳定的研究共同体。同步改革考核评价体系与资源配置方式，鼓励交叉团队采用代表作评价制度，改进对长周期、跨边界科研的评价标准。在高校建设层面设置“交叉集群”遴选机制与滚动支持机制，按任务成效、组织创新与平台共享进行动态调整，推动头部高校聚焦重大战略需求，跨校跨学科融合创新，提升国际竞争力与国家战略支撑力。
（四）生态重构，推动学科建设向“集群攻坚”转型
利用集群化模式整合创新资源，能有效提升国家战略支撑能力。建议建立“前沿集群”与“顶尖大学”联动评审制度。一方面，设立面向重大科学问题与新兴交叉领域的“前沿研究集群计划”，以长周期提供稳定高强度资助，强制要求跨校、跨学科、产学研协同申报，鼓励将人工智能等具有枢纽性潜能的学科作为连接节点。另一方面，将高校“获得与维持集群的情况”作为相关评价的重要指标，设立“退出与新增”机制，允许更多具有学科特色与创新潜力的高校通过竞争获得重点支持，形成“学科集群—顶尖大学”相互促进的动态生态。
（五）跨界跃迁，打造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新机制
建议设立“企业学位授予试点制度”，选取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的龙头企业，赋予其独立或联合高校培养研究生并授予学位的资格，将企业实战项目纳入核心培养环节。推广“双导师+岗位制”培养模式，让博士生成为高校与企业联合聘用的科研人员，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无缝对接。建立高校与企业协同创新的利益共享机制，明确知识产权归属与转化收益分配规则，激励高校科研人员深入产业一线开展技术攻关，加速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六）价值升维，构建贡献导向的评价新范式
建议构建高水平大学科研创新“三维度评价体系”，将“质量、服务、贡献”纳入核心评价指标，赋予行业企业、社会组织等第三方评价主体话语权。对跨学科、产业导向的科研项目给予评价加分，建立“科研成果转化追溯机制”，将技术转让收入、产业赋能成效与科研人员职称评定、资源分配等环节挂钩，引导科研活动从“论文导向”转向“问题导向”与“贡献导向”。同时注重体系视角，统筹规模、结构与质量，避免资源配置固化和过度分化，推动高校从“单校绩效逻辑”适度转向“体系能力建设逻辑”，在区域布局、学科生态与人才培养结构之间建立协同目标。
（七）开放进阶，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提质升级
面对新格局，我国高水平大学需推动开放合作从“规模扩大”向“质量引领与战略塑造”升级。第一，打造“留学中国”升级版，构建全球人才驿站和人才枢纽。推动“留学—实习—工作—居留”政策衔接，在顶尖高校试点建设集政务办理、学术支持、职业发展、文化融入于一体的国际人才一站式服务中心，将优秀国际学者纳入国家科研资助体系，实现“引得进、用得好”。第二，主导新兴领域国际议程，设立“中国倡议”合作平台。在美国收缩合作的领域，中国应更主动，在人工智能治理、公共卫生、清洁能源等全球性议题上，发起由我国高校主导的国际大科学计划或研究联盟，吸引全球智慧，将设施优势转化为学术领导力。第三，培育“全球南方”知识网络，提升体系性影响力。联合非洲、东盟、拉美等地高校，共建“全球南方大学联盟”。围绕共同关切设立联合研究、合作课程与期刊，培育多元学术评价体系，增强中国知识体系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世界主要国家高教改革动向研究课题组成员包括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王磊、任增林、任超、徐鹏翔、陈燕、黄海军、何爱芬、毛亮、邢晖，北京大学陈洪捷、沈文钦、李广，中国人民大学刘进，北京师范大学周作宇、刘宝存、马佳妮、黄宇、何博韬、庞钰涵、于喆桐、李晓敏、李丹蓉、黄秦辉、李亦心、胡昳昀、 黄若曦、荆晓丽、秦瑞雪、马健生、白志勇，北京外国语大学苑大勇、巫锐、尤铮、王名扬，大连理工大学何晓芳，华东师范大学柯政、李峰、陈俊松、夏宇、张佳胜、陈静、牛悦佳、关越、余珣，浙江大学阚阅、段世飞、阮玉芳、吴寒天、卢荷，美国加州大学常桐善，日本广岛大学黄福涛，芬兰图尔库大学周兴国。本课题得到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的指导与支持。
文章来源：《大学与学科》2026年第1期116-128，“比较与借鉴”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