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自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来，“双一流”建设已走过十年征程。“双一流”建设十年，是中国高等教育系统性重塑、国际地位历史性跃升的十年。当前，全球高等教育格局正在经历深刻重塑，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正通过系统性的国家战略推动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中国“双一流”建设战略的提出与持续推进，已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规模空前、投入高度集中、制度创新特征鲜明的标志性工程之一。2015年，首轮“双一流”建设确定了140所高校、465个学科。2022年第二轮建设启动后，进一步聚焦国家战略急需领域，并强化基础学科与交叉学科布局。202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这一系列政策部署，既体现了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发展以“双一流”建设为重点，也标志着“双一流”建设正在从初步探索向系统深化的新阶段迈进。
伴随着“双一流”建设进程的推进，世界一流大学版图呈现“东升西降”的结构性位移。中国高等教育的全球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显著提升，若干高校和学科已跻身世界一流前列，中国高校在国际排名百强中从“个别突围”实现“群体性崛起”。尤为重要的是，中国高等教育为全球尤其是后发国家提供了一条区别于传统西方路径的“中国方案”，有力地推动了全球高等教育发展理念与实践的多元化进程。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以及国际地缘政治与科技竞争的交织演变，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仍面临深层次挑战：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待提升，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精准度有待提高，国际吸引力与影响力仍需增强。如何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跃升”，在全球竞争中确立自主标准与发展路径，成为当前高等教育强国战略亟待回答的核心命题。
回顾既有研究，多数成果集中于政策解读与经验总结，缺乏对“双一流”建设驱动中国高等教育崛起之深层逻辑的系统分析。为此，本研究旨在回答三个相互关联的核心问题：第一，在全球坐标下，中国高等教育崛起的多维表征体现有哪些？第二，驱动这一崛起的内在逻辑是什么？第三，面向高等教育强国目标，未来“双一流”建设应选择哪些关键路径？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讨，为深化“双一流”建设、构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模式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二、全球坐标下中国高等教育崛起的多维表征
“双一流”建设实施以来，一批高校在人才培养质量、原始创新、国际学术影响力等关键维度上实现跨越式提升，形成了以若干所顶尖大学为引领、多所高水平大学协同支撑的“方阵化”格局。这不仅是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阶段性成果，更是国家创新体系效能与国际影响力整体跃升的集中体现。
1. 从国内集聚到全球引领，大学教师队伍整体实力实现系统性跃升
师资队伍既是大学核心竞争力的基石，也是衡量一国高等教育全球影响力的关键标尺。近年来，“双一流”建设高校以国家重大人才项目为牵引，通过实施“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高层次人才支持计划”等系列举措，坚持引进与培育并举，推动师资队伍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到结构优化、从质量提升到全球引领的系统性跨越。
一是中国大学教师深度嵌入全球学术网络，全球人才集聚效应凸显。首先，在“双一流”建设的推动下，高校师资队伍的结构性变革，已超越单纯的学历提升与职称优化，正在重塑全球学术人才的流动格局。一方面，北京大学数学“黄金一代”（许晨阳、恽之玮、张伟等）及清华大学校友戴宏杰、马毅等，相继任职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等顶尖学府，彰显了中国头部高校强大的人才输出能力；另一方面，以一批诺奖级学者全职加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以及大批国外顶尖大学博士后加盟中国高校为代表，全球学术精英开始向中国汇聚。这种学术人才环流，不仅是对中国高等教育培养质量的有力认证，更是中国高校在全球知识网络中核心影响力提升的鲜活注脚。其次，在“双一流”建设战略的持续推动下，我国高校师资队伍构成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国际化转型。大部分头部高校拥有海外博士学位、博士后研究经历或海外访学经历的教师占比达到80%以上。这意味着中国高校师资队伍建设已从基于本土培养的内循环系统，转型为深度嵌入全球学术网络的内外双循环人才生态系统。这种国际化学术流动，不仅为中国高校注入了多元化的学术视野与研究方法论，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学术人才竞争中形成了“引得来、留得住、用得好”的制度性优势。
二是中国学者国际学术话语权提升，深刻重塑全球学术版图。在“双一流”建设的使命驱动下，高校教师不再局限于传统“小科学”模式下的个体学术偏好，而是深度嵌入国家战略需求与全球高等教育发展，从学术共同体自由探索者转型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与全球创新引领者。首先，从国际影响力看，中国学者的全球学术话语权显著提升。例如，北京大学数学学科“黄金一代”中有14人被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邀请作报告；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学院刘俭教授被ISO任命为相关国际标准项目负责人；天津大学表层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关键科学支撑，获联合国秘书长高度评价。中国高校师资队伍已从全球知识体系的“外围参与者”升级为“核心建构者”。其次，中国学者的原创理论开始成为国际通用的学术标准。同济大学低碳智能道路设施教师团队创立的路面行为力学理论，不仅解决了中国重载路面寿命短的国家工程难题，更被美国、英国等5个国家采纳为技术规范，团队所著的《沥青路面结构行为学》英文版本被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列为“永久经典著作”。从在数学界大放光彩，到掌握规则定义权，再到理论被国际规范采纳，中国高校师资队伍的学术话语权已不再局限于论文发表的数量，而是以其深厚的学术造诣，在全球知识体系中刻下中国印记，引领特定领域的学术发展。中国高校教师已成为推动世界高等教育格局重塑与全球创新版图重构的不可忽视的力量。
2. 从规模扩张到质量卓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形成全球竞争优势
2016年以来，“双一流”建设高校培养了全国超过50%的硕士和80%的博士，承担了90%以上的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任务。“双一流”建设高校通过系统性改革与创新，不仅实现了人才培养规模与质量的双重突破，更在全球高等教育版图上标注出了中国人才自主培养的新高度。从基础研究后备梯队的制度性重构到卓越工程师培养的范式跃迁，中国正以独具特色的实践路径，为全球人才培养贡献可借鉴的方案。
一是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体系制度性重构，全球胜任力和影响力显著提升。面对基础研究人才成长通道长期存在的结构性梗阻，“双一流”建设高校以“拔尖计划2.0”“强基计划”与基础学科系列“101计划”为战略抓手，系统推进拔尖人才培养模式的深层变革，在全球人才培养的坐标系中强势崛起。国家布局建设的288个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14个数理化生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心以及16个学科交叉中心，共同构筑起集早期发现、精准选拔、系统培育和长周期支持于一体的制度架构，从根本上打破了学段割裂与学科壁垒。该制度设计在国际同类拔尖人才培养计划中已具备显著的比较优势，为后发国家人才自主培养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中国方案”。在具体培养机制上，小班化教学、学术导师制与本硕博贯通等举措的深度落地，将人才培养从单向知识传授转向以自由探索和创新能力激发为核心的个性化成长范式，学生得以更早进入前沿实验室、深度参与重大科研项目。这种“在科研中育人、在攻关中成长”的模式，不仅推动了基础学科领域的高质量产出、提升了全球学术影响力，更使我国青年学者在全球顶级学术竞争中展现出极具爆发力的原始创新潜能，标志着我国基础学科人才培养正加速迈向世界一流水平。
二是人才自主培养范式跃迁，重绘全球工程教育与复合型人才培养版图。面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产业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我国工程教育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战略转型，持续拓展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深度与广度。42所高校获批建设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专项深入实施，推动人才培养从传统学科导向转向以国家重大任务和复杂工程问题为牵引的实战化培养。这一培养理念在全球工程教育改革浪潮中独树一帜，超越了西方工程教育单纯强调技术能力的窄化取向，将家国情怀、使命驱动与技术创新深度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程人才价值引领体系。更具范式意义的是，“科技小院”模式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深嵌于乡村振兴的一线实践，师生长期扎根农村，在“解民生、治学问”中实现知农爱农新型人才的淬炼成长。这一模式荣膺2022年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并获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给予高度肯定，成为产教融合育人模式的全球标杆。它不仅以中国智慧破解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脱离实际需求的痼疾，更以“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育人实效，为世界高等工程与农业教育贡献了可资借鉴的中国方案。
3. 从国际跟跑到创新领跑，科学研究实现历史性跨越式突破
过去十年间，“双一流”建设高校在基础研究原创性成果、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实现了从长期“跟跑”到“并跑”乃至部分领域“领跑”的历史性跨越。这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正在从全球创新版图的边缘稳步迈向舞台中央，成为重塑世界高等教育格局与发展走向的关键力量。
一是以原始创新与核心技术突破锻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若干重点领域已跻身全球创新前沿并实现引领。在基础研究领域，“双一流”建设高校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持续加大前瞻性、非共识性研究的投入力度，产出了一批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成果。例如，清华大学研究团队首次实验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突破了凝聚态物理领域延续数十年的理论预言与实验瓶颈。这一突破不仅终结了物理学界对这一效应长达数十年的理论追寻与实验困境，更使中国在拓扑量子物态研究领域稳居世界第一梯队。该团队随后研制出国际上首台具有实用价值的量子直接通信样机，开辟了量子通信技术的新范式，引发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并推动学术界的跟进研究。同时，“双一流”建设高校积极布局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新能源、深海深空等前沿与关键领域，正推动中国科研团队成长为全球不可或缺乃至引领方向的关键力量。例如，“本源悟空”量子计算机上线一年后，全球访问量便突破4000万次，服务覆盖163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完成超76万个全球计算任务，这不仅体现了技术的先进性，更意味着中国量子算力开始支撑全球科研与产业创新；上海交通大学牵头的“海铃计划”，旨在建设世界首个深海中微子望远镜，其自主研制的关键布放装置已成功完成海试，标志着我国深海中微子探测技术已取得全球性突破。
二是从核心技术攻关到成果转化，形成“全链条协同”创新闭环，国际科技贡献度与全球学术影响力实现历史性跨越。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双一流”建设高校深度嵌入国家重大工程与全球科技前沿议题。从载人航天、探月探火到深海深地探测，再到北斗导航、超级计算机，“双一流”建设高校承担了大量“卡脖子”技术攻关任务。例如，在空间站建设中，多所高校联合攻关的核心舱机械臂、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在探月工程中，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团队为“嫦娥五号”月面采样返回提供了自主智能解决方案，其技术路径被国际同行视为深空无人自主采样领域的标杆范式。与此同时，不少“双一流”建设高校在科技成果转化层面构建了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贯通机制。通过建设国家大学科技园、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等平台，围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专利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依托与科技领军企业的战略协同，“双一流”建设高校在前沿技术验证、中试放大、产业化应用等环节发挥关键支撑作用，一批高水平科技成果成功跨越从技术原型到规模化应用之间的“死亡之谷”。这一“科研—转化—产业化”的全链条闭环，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与人才链的深度耦合，并为世界高等教育提供了“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创新的中国方案。
4. 从本土构建到全球对话，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纵深推进
在“双一流”建设的推动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构建能力显著提升，中国从西方理论的检验场转变为新理念、新范畴的原创策源地，并在国际教育规则和工程标准制定中获得实质性话语权。这一双重进程不仅重新定义了“一流”的学术内涵，更以实质性的知识贡献潜移默化地改变全球知识体系的构成与评价基准。埃及学者纳迪亚·赫尔米（Nadia Helmy）指出，“研究‘中国模式’已成为全球南方国家高校社会科学院系中的新兴趋势”。牛津大学莫顿学院院长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也指出，中国高校的崛起为全球高等教育发展模式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选择。
一是知识生产范式转型与原创理论策源能力跃升，加快形成具有国际学术标识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双一流”建设使中国学术正从验证他者范式的“客体”蜕变为创造自主范式的“主体”。在自然与工程技术领域，“双一流”建设高校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高铁、5G、人工智能、航天等前沿实践转化为理论创新的富矿。这种需求牵引、问题导向的研究范式，不再囿于西方既有理论框架的先验设定，而是在工程攻坚和技术迭代中孕育出全新的知识构型与逻辑链条。中国高校不再是国际学术话语体系的边缘参与者，而是凭借具有全球公认度的标志性科研成果，成为全球学术共同体中无法绕开的“对话原点”。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通过实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等重大专项、建设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实现了深层重塑。学者们着力从中国制度、中国文化中提炼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规律性的新实践，尝试在经济学、社会学、公共管理等学科提出不同于西方主流叙事的“中国方案”。这场深刻的知识生产范式转型，标志着中国学术主体性在全球高等教育格局中的确立。
二是文明传承与全球学术治理话语结构性重塑，国际学术规则制定参与度显著增强。在“双一流”建设的驱动下，中国学术不仅向前创新，更向深处扎根，并以制度性力量参与全球知识秩序的重构。以《儒藏》编纂、“清华简”抢救性整理和敦煌文献数字化为代表，“双一流”建设高校主导的重大文化工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性的知识梳理、学科化整理，填补了战国文献研究等多项历史空白，为古典学研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中国文本，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学术在国际传统学科中的话语权。此外，“双一流”建设高校积极探索并推广基于中国实践的学术概念与理论范式，积极参与国际教育规则制定和全球教育治理，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增强。在高等教育评价方面，中国虽未完全拒绝国际通行的量化评价指标，但也未完全被排名所牵引，同步展开了“破五唯”运动，强调“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内涵式发展，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从单纯“对标国际”转向“自主定义”发展范式的重要转变。在工程教育认证领域，中国已成为《华盛顿协议》正式成员，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中国学者和研究机构在人工智能、5G、高铁、航天、数字经济等部分科技前沿和特色领域取得的领先成果，本身就以实质性的知识贡献重新定义了“一流”的内涵，使得全球学术界不得不关注并引用来自中国的研究。
三、“双一流”建设驱动中国高等教育崛起的内在逻辑
中国“双一流”建设并非对既有范式的简单模仿或被动融入，而是依托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与发展阶段，探索一条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以高强度资源投入为支撑、以中国特色为标识的跨越式发展道路。它通过国家战略驱动的资源集聚与制度创新，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大学在全球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位置与角色，从过去的“跟跑”向“并跑”乃至部分领域的“领跑”转变。
1. 战略逻辑：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系统引领
首轮“双一流”建设为我国高等教育夯实了发展根基。在此基础上，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从国家层面将三者进行一体化统筹部署。这一顶层设计的重大创新，不仅为第二轮“双一流”建设注入了崭新的战略动能，更实现了目标、路径与资源三个层面的系统性整合，从而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范式。
第一，目标升维：从碎片化绩效导向走向战略价值引领。首轮“双一流”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侧重于学科排名、论文数量等显性指标的赶超。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战略的深刻指引下，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则突破了这一评价窠臼，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政治方向、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价值导向和争创世界一流的卓越导向有机统一，构筑起“人才培养-国家使命-全球引领”三位一体的目标坐标。这绝非维度的简单叠加，而是将高等教育使命从孤立的学术竞争场域，升维至国家创新体系，使“双一流”建设成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的战略性支撑。在此框架下，价值理性统摄工具理性，大学真正实现从“指标驱动”向“使命驱动”的深层转型，消解了“象牙塔”与“社会主战场”之间长期存在的目标张力，开创了政治逻辑、学术逻辑与发展逻辑辩证统一的中国模式。
第二，路径重构：以一体化部署重塑科教融汇、产教融合协同格局。传统体制中教学与科研、学科建设与育人实践分属不同的组织逻辑，知识生产与人才再生产常常割裂。“双一流”建设以系统观将三者同步谋划，破除各类组织壁垒，推动创新要素深度重组。一方面，将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前沿科学中心和全国重点实验室等高水平科研平台，转化为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的“策源地”，开展“强基计划”“英才计划”等探索，使学生在攻关真实科学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研究性成长。这实质上是以系统重组创新要素的方式打破学科边界与功能分野，构建起“高质量科研支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人才红利反哺科技自立自强”的螺旋上升格局。另一方面，强化高校与政府、企业、科研院所之间的协同创新，深化产学研用融合，在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创新高地布局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畅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产业一线的转化通道。这不仅重塑了有组织科研与高层次育人协同的组织形态，更前瞻性地探索了科技“无人区”与人才“成长区”的同步拓展，为教育强国建设和中国高等教育的崛起提供了制度性动能。
第三，资源激活：依托多元化投入与系统化协同释放发展动能。首轮“双一流”建设以资源投入驱动规模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则依托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战略，将资源配置提升至系统治理的高度，通过构建“中央引导、地方支持、高校自筹、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新格局，形成了超常规、可持续的资源投入体系。2021—2025年，中央财政为“双一流”建设安排1810亿元专项资金，带动地方配套超过1100亿元。这种投入模式超越了单纯的增量补给，将国家战略牵引与资源配置有机融合。在这一模式下，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得以充分释放，有效撬动地方与社会资源，精准流向基础前沿交叉学科与国家急需领域，同步支撑高水平人才自主培养平台、重大科技创新基地和产教融合联合体的建设。这一资源配置模式重塑了政府、高校、社会之间的关系，打通了教育链、科技链与人才链之间的壁垒，为第二轮“双一流”建设的高质量推进和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铸就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治理根基。
2. 制度逻辑：“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同治理
“双一流”建设作为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国家战略，其制度设计深刻体现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这一制度安排通过竞争机制、动态调整与分类发展三个相互关联、层层递进的制度模块，不仅释放了政府的前瞻性规划能力，更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与价值校准中的重要作用。
第一，竞争机制引入与“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功能互补。“双一流”建设的首要制度逻辑在于以开放性遴选和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取代传统重点建设项目的身份固化倾向。通过首轮纳入140所建设高校、465个建设学科及第二轮新增7所高校、41个建设学科的动态遴选，有效激活了高校竞逐的内生动力。在此过程中，政府负责设定遴选标准与程序，“有效市场”的作用超越了单纯的“准市场”竞技场，进而将社会需求、产业适配度与第三方独立评价深度嵌入评价框架。高校的竞争博弈不仅围绕学术产出，更直面就业质量、企业横向课题活跃度、专利转化效率等市场真实信号。这一竞争机制实现了“有为政府”的规则供给与“有效市场”的优胜劣汰之间的功能互补。政府不直接干预高校内部事务，而是通过竞争性资源配置引导行为选择。这种制度设计既规避了计划经济下的路径依赖，又超越了纯粹市场化的短视逐利，将国家意志高效转化为高校面向需求、服务社会的主动选择，成为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治理创新的典型范式。
第二，动态调整机制与市场供需信号的双向传导。如果说竞争机制解决了“准入”问题，那么动态调整机制则保障了建设“过程”中的持续优化，并深刻融入了市场的供需反馈与敏捷应变能力。该机制包含两个相互支撑的维度。一是建立常态化监测体系，从整体发展水平、成长提升程度、可持续发展能力三个视角开展多维综合成效评价。“有效市场”为这一监测体系提供实时而丰富的“活数据”——无论是毕业生在就业市场的供求断层、企业在人才招聘中的实践痛点，还是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的经济收益，均转化为高校调整学科布局和培养方案的核心依据。二是赋予部分高校自主权。截至目前，全国共有38所高校获批学位授权自主审核资格，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可自主确定建设学科，探索特色发展模式。这种“适度放权”与“持续监测”并行的制度，构建起“国家战略研判”与“市场即时反馈”之间的双向传导通道。从理论层面看，动态调整本质上是一种“适应性治理”机制，它允许制度根据市场反馈信息持续迭代升级，允许高等教育系统敏锐捕捉科技变革与产业迭代的脉动，并根据反馈信号及时调整，确保高校办学方向始终与国家战略需要、产业前沿需求和人类发展同频共振。
第三，错位竞争机制与市场细分下的高等教育生态重构。高校若不加以区分地推行竞争与动态调整两项机制，极易导致所有高校向同一学术模式趋同，从而加剧“千校一面”的同质化困境。为此，“双一流”建设通过部署一流学科培优行动、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专项等一系列专项引导高校聚焦自身优势方向，促使不同类型高校根据自身资源禀赋与区域需求，形成错位竞争、特色发展的格局。从组织生态学视角审视，“有效市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生态建构作用。在多元的市场需求驱动下，研究型大学在基础学科前沿发力，行业特色型高校在应用领域深耕，地方高校则深度融入区域产业链条。市场机制赋予不同生态位的高校以差异化的“外部正反馈”。这一机制超越了西方高等教育市场中“优胜劣汰”的单一样态，巧妙地将“有效市场”的效率原则与“有为政府”的分类引导辩证统一起来，实现了“竞争”与“多样性”的共生共赢。这也为全球高等教育如何平衡“追求卓越”与“保持多元”提供了具有普遍参考价值的中国方案。
3. 价值逻辑：立德树人为根本，扎根中国大地与世界一流相统一
“双一流”建设的价值逻辑，并非对西方世界一流大学标准的简单照搬，也不是对本土实践的经验性总结，而是在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基于教育本质、国家需要与全球竞争三重维度的深层整合。它集中体现为：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并在此基础上追求世界一流目标。这一逻辑打破了过去“全盘西化”与“闭门造车”的二元对立，构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崛起的独特“灵魂”。
第一，立德树人是“双一流”建设的根本价值锚定。从教育哲学的本体论意义审视，大学的根本使命在于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而非单纯的科研产出或排名竞争。“双一流”建设将立德树人成效确立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本质上是对教育本真价值的理性回归。这一逻辑的前提在于：它拒斥了工具理性对大学精神的异化，重塑了人才培养在高校职能中的优先地位。在实践中，通过持续推进新时代高校党建示范创建与质量创优，深化“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双一流”建设高校逐步构建起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思政工作格局。这一格局的学理意涵超越了简单的育人模式创新，它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熔铸为有机整体，使人才培养不再受限于课堂边界与专业壁垒，而是深度嵌入治理体系、服务体系与校园文化之中。正是这种以育人为核心的价值锚定，确保了“双一流”建设不会在指标化、工具化的国际排名和绩效竞争中迷失教育的本质方向。站在国家战略高度，立德树人更关乎“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是高等教育回答时代之问、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必然选择。
第二，扎根中国大地是“双一流”建设的根基性前提。任何一流大学都无法脱离其所在国家的历史传统、文化基因与制度土壤而独立生长。“双一流”建设摒弃了对西方大学模式的简单仿效与路径依赖，坚持立足中国国情、服务中国需要、彰显中国特色。这一逻辑的理论基础源于高等教育的社会嵌入性，从服务乡村振兴的科技小院模式，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儒藏》编纂工程；从对口支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制度设计，到面向国家急需紧缺领域的动态化学科布局，这些实践无不彰显“扎根”二字的深厚内涵。值得注意的是，“扎根”绝非意味着封闭自守或局限于狭隘视野，而是坚持以世界为参照，在中国大地上发现真问题、提出真方案、练就真本领。它要求“双一流”建设高校立足本土实践，从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中提炼原创性的知识与理论，同时积极吸纳全球文明的有益成果，在回应中国发展重大命题的过程中，形成具有普遍解释力与引领力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唯有如此，中国大学才能真正挣脱“西方中心主义”评价体系的束缚，走出一条契合自身历史逻辑、文化逻辑与实践逻辑的卓越发展道路，进而为全球高等教育贡献独特的价值参照。
第三，世界一流是“双一流”建设的旨归性向度。在坚持中国特色与扎根中国大地的基础上，“双一流”建设从未放弃对世界一流水平的自觉追求。这里的关键在于把握“一流”的辩证属性：它既有客观的、可比较的维度，也有文化的、情境的维度。当前，若干高校和学科已逐步进入世界一流前列，一批高校和学科稳步跻身世界一流行列，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方阵正在加速形成。这种“中国特色”与“世界一流”的内在统一，在学理上超越了“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二元对立。它既不承认只有西方模式才是“一流”的唯一标准，也拒绝以“特色”为名降低学术水准或回避国际可比性；相反，它追求的是在本土深耕中淬炼出能够引领全球知识创新的真正实力。从文明互鉴的宏观视野审视，世界一流的旨归性向度提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一流大学的标准并非单一模板，而是可以在多元文明平等对话中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四、迈向高等教育强国：“双一流”建设的未来路径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科技、人才中心正在发生不可逆转的东移，全球世界一流大学版图亦呈现“东升西降”的结构性位移。“双一流”建设承载着从高等教育大国迈向高等教育强国的国家意志。进入新阶段，面向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双一流”建设必须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以“大国责任”与“世界发展压舱石”为担当，从“对标世界一流”转向“引领世界一流”，从“参与全球高等教育体系”转向“塑造全球高等教育新格局”。
1. 履行高等教育大国责任，担当全球教育文明互鉴新使命
“双一流”建设高校应当将履行大国责任作为重要价值取向，通过重塑世界一流标准内涵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成为世界发展的“压舱石”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推动者。
一是自主科学确定“双一流”标准，重塑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内涵。《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自主科学确定‘双一流’标准”。教育部部长怀进鹏也明确表示，目前已启动新一轮“双一流”建设标准研制，支持研究型大学在支撑服务国家战略中“打头阵、做尖兵”。构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标准，首先需在价值论层面回应“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如何服务国家、何以立足全球”的根本问题。“双一流”建设高校应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为逻辑起点，将大学和学科对国家以及人类社会的贡献作为衡量其发展的核心标准，确立“立德树人-服务国家战略-争创世界一流”的目标。立德树人是本体论根基，规定了人才培养的政治属性与道德规格；服务国家战略是功能论定位，要求大学从知识生产的边缘走向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世界一流是认识论基准，强调在全球知识场域中追求学术卓越与影响力。三者相互支撑、有机统一，既超越了西方大学排名中单一学术绩效导向的局限，也为中国大学确立了内生的、融贯的卓越标准体系。
二是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担当文明互鉴新使命。“双一流”建设高校不仅是中国的大学，也是全人类的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重要战略部署。因此，一方面，“双一流”建设高校应明确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确立为自身使命。这意味着，国际合作不再仅仅是提升自身排名的工具，也是为解决人类共同挑战贡献智慧与方案的平台。“双一流”建设高校应坚持履行大国责任，主动组建或牵头国际学术联盟，建设覆盖全球的学术合作网络，围绕可持续发展、公共卫生、清洁能源、人工智能治理等全球议题开展联合研究，为解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创建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社会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双一流”建设高校应实现从“文化自觉”到“文明互鉴桥梁”的定位升级。高等教育是一种文化现象，任何世界一流大学都具有本土文明的底色。“双一流”建设高校应自觉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化的学术引擎，并致力于搭建文明互鉴的高端平台，将中国在数字人文、生态哲学、乡村治理等领域形成的实践智慧，提炼为可传播、可讨论的全球性学术议题。
2. 落实“提质扩容”核心要求，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其中，“提质”是核心指向，“扩容”是实现路径，而“双一流”建设是牵引这一目标的“牛鼻子”。这意味着，“双一流”建设不仅要服务于国家战略“顶天”，还要服务于民生福祉“立地”，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在提质维度，“双一流”建设高校要聚焦内涵式发展，通过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深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强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等，解决中国问题，贡献人类文明。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加强“大思政课”建设；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在课程体系、教学方法、评价机制等方面持续改革创新、深挖育人潜力；强化科教融汇、产教融合，让学生在参与重大科研任务、接触产业前沿中激发潜能。在人才培养方面，要持续加大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力度，布局建设290个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和14个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心，通过“强基计划”进一步深化核心课程、核心师资、核心教材建设；创建国家级学院试点，面向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探索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新机制新模式。
在扩容维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已明确，“十五五”时期支持“双一流”建设高校本科扩招10万人以上，“优质本科扩容”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扩容不是简单“放水”，而是瞄准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的“精准灌溉”。新一轮扩容必须遵循三重逻辑：以学科知识逻辑前瞻布局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储备原始创新人才；以社会需求逻辑精准对接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战略新兴领域的人才缺口；以个体发展逻辑构建宽口径的综合培养体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双一流”建设的根本目标不是培养几所金字塔尖的明星大学，而是带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系统性跃升，真正实现从“少数突出”到“整体卓越”的历史性跨越。
3. 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担当国家乃至世界发展的“压舱石”
当前，全球科技竞争与高等教育格局正经历深刻重塑，中国高等教育整体实力已进入世界前列，“东升西降”趋势日益明朗。在这一关键转折期，“双一流”建设必须从“跟跑并跑”转向“战略引领”，以更强烈的使命担当成为国家乃至世界发展的“压舱石”。
首先，聚焦基础研究与前沿技术领域，实施“非对称赶超”战略。一方面，引导“双一流”建设高校围绕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命健康、深海深空等颠覆性技术领域，设立“学科特区”，给予特殊政策支持，允许高校在人才培养、科研组织、评价机制上大胆探索；另一方面，布局一批国家战略急需的交叉学科平台，引导“双一流”建设高校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突破传统学科边界，组建跨学科、跨校际、跨产学研界的“大团队”，承担“大项目”，产出“大成果”，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自主可控，集中资源在若干方向上打造“战略支点”，形成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坚实支撑。唯有以“非对称”思维锻造“不可替代”能力，中国高等教育才能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真正成为世界发展的“压舱石”和科技创新的引领者。
其次，强化战略科技人才培养，持续扩大高质量人才供给。深化教育、科技、人才“全域贯通”，重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是新一轮“双一流”建设从“学科发展导向”向“国家使命牵引”跃迁的关键路径，核心在于打破教育链、创新链、人才链之间的组织壁垒与制度藩篱。“双一流”建设高校应主动打破教育与科研、高校与产业之间的壁垒，积极探索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新范式，构建“高校+平台+产业”深度融合的育人共同体，建立以重大科技任务为核心的资源配置与人才培养机制，实现创新要素在三大系统间的无界流动。高校不能仅依赖自身的闭环体系育人，而应主动将培养环节嵌入国家实验室与科技领军企业创新体系，将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战略科技资源系统性转化为教学场景，让学生在解决重大前沿问题中实现“研中学、学中创”。同时，在“卡脖子”技术领域和基础学科领域，实施“强基计划”2.0，建立本硕博贯通培养机制，为国家储备战略科技力量。
4. 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深度参与全球治理
“大国责任”不仅体现在自身的发展成就，更体现在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中国方案。气候变化、公共卫生、能源危机、人工智能治理等议题超越国界，需要全球协同应对。“双一流”高校作为知识生产的核心阵地，应以更加自信、更具战略主动性的方式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成为重塑国际规则的关键力量。耶鲁大学制定的《全球战略》提出“成为最能培养学生具备全球公民身份和领导力的大学”“成为全球重要议题的研究领导者”“成为拥有最有效全球网络的大学”三大愿景，为我国“双一流”高校提供了全球化战略的重要范本。
一是构建全球高等教育新议题，推动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标准“走出去”。深度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是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标志。“双一流”建设高校应主动设置人工智能伦理教育、数字鸿沟治理、跨境数据流动等新兴议题的讨论框架，在上述领域率先发布国际共识文件或行动倡议，使议题设置能力和规则制定能力真正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重塑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智慧的战略支点。同时，深化深时数字地球、海洋负排放等国际大科学计划，鼓励“双一流”建设高校牵头或参与国际大科学工程。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与主导国际大科学计划的共同逻辑在于：中国高等教育不能仅满足于在国际合作中“在场”，更要争取在规则制定、议程设置、知识生产中“主导”。依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推动中国在工程教育、医学教育、商科教育等领域的专业认证标准获得国际等效认可，通过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搭建多边合作平台、输出学术标准与治理经验，中国大学可以逐步从全球知识体系的边缘走向中心位置，在全球科技治理与教育治理中发挥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建设性作用。
二是培养具有全球胜任力的高层次人才，建设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人才储备库。加大力度培养具有国际组织工作能力、熟悉全球教育治理规则的专业人才，支持“双一流”建设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员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机构担任关键职务，增强中国在全球高等教育决策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未来“双一流”建设高校应将国际组织实习、全球议题研究、多语言跨文化沟通纳入必修环节，鼓励学生到国际组织、跨国企业、海外项目中历练；同时，设立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奖学金计划和访问学者项目，培养知华友华的全球精英，形成有利于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人才网络。
五、结语
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的引领性工程，“双一流”建设深耕十年，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从全球坐标审视，中国高校在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与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系统跃升，已经构成了一幅高等教育全球崛起的生动画卷。这一崛起的背后，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战略逻辑，竞争机制、动态调整与分类发展的制度逻辑，以及立德树人、扎根中国大地与追求世界一流相统一的价值逻辑的协同作用。正是这种战略、制度与价值的有机统一，使中国高等教育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发展道路。
面向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中国高等教育仍面临诸多挑战。未来应以确立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标准为引领、以构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为核心、以重塑学科组织与科研创新体系为支撑、以深化教育对外开放与全球治理参与为拓展，全面推进“双一流”建设高质量发展。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建成具有强大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的教育强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战略支撑。
王战军（1956—），男，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育学院特聘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政策与管理、“双一流”建设研究；于妍（1992—）（通信作者），女，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政策与管理研究。
本文刊于《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6年第8期（总第344期）13-24，57.
